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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书院:古墨淡雅传世香

来源:河北新闻网| 发布时间:11月07日 09: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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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于蔚县暖泉镇的暖泉书院保存十分完好。 门俊飞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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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院,一处充溢着墨香味儿的所在。

作为一种极具中国风格的传统教育机构,书院集聚众讲学、藏纳典籍、学术交流于一体。

书院发端于唐,完善于宋元,明清之际达到顶峰,影响了中国发展近千年之久,与中华文化的塑造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密切相关。

在此历史轨迹中,河北的书院是一种怎样的存在?又产生过怎样的影响?让我们穿越历史的光影,感受那份独特的文脉气息。

古莲池书院内景。 记者董立龙摄

1

择胜而居,寄情山水

古卷、书童、耄耋讲师……提及书院,人们总会联想到这些形象。

然而,书院并非只是枯燥的书斋。走进河北古书院,触摸历史遗存,才能理解古代文人追求天人合一的那种情怀。

“唐代张说、西谿、棠荫三座书院,当是河北书院发展的源头,点燃了燕赵书院的星星之火。”河北大学教授吴洪成认为,河北书院萌生于唐。

唐代去今已久,资料残存无几,但研究者还是从三座书院的选址中,将早期河北书院的选址特色窥探出了一二。

张说书院,又名张相公堂,为唐燕国公张说布衣时藏书所建。其所处的花阳山,在今保定市满城区,因“气暖山无雪,天寒树未秋”而得名,主峰抱阳山与两翼呈环抱日月之势,自然风光秀丽。

而西谿书院所处的封龙山、棠荫书院选址的轩辕台,亦为风光独特之地。吴洪成分析认为,唐代读书人钟情于山野,在选址上除风景旖丽能怡情陶性之外,还有现实因素在内,包括是否有着交通、信息、房舍等方面的便利。

环境是会影响人的。张说建书院时,看中的就是花阳山的山水清奇、尘嚣屏绝,他率徒若干人卜居讲道,后来官拜丞相。

《全宋文》描述,张说发达后曾对书院重修,“叠石为岸,以广寺地;就山镌室,贮泉为石……”可以想象,人文自然合一的花阳山,潺潺流水,鸟啼虫鸣,空灵之感伴随着文化气息散漫,何等的清幽典雅。

书院择胜而居的传统,在中国古代一直延续。及至宋代,封龙山一地,就先后出现了三座书院:宋初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李昉创建的封龙书院位于山之南麓,创办年代相仿的中溪书院位于龙首峰下,宋末张著建设的西溪书院则位于龙首峰西。

放眼全省,更具特色的当属元代张家口蔚县暖泉书院。

暖泉镇的泉眼“水清澄如鉴,三冬不冻”,暖泉书院的建筑就灵活地将书院与泉水有机结合起来。院内建有凉亭,上嵌对联“五六月中无暑气,二三更里有书声”。凉亭井内泉水涌动,清凉之感与尚学之气相映成趣。源源不断的清泉,孜孜不倦的学子,颇有些朱熹所云“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的韵味。

研究者认为,河北古代书院的设计理念与古代文人旨趣相合,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,崇尚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的交织融汇,这为后来河北的书院兴办和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明清以来,河北书院的选址逐渐从幽静之地转移到城镇。清代乾隆年间修建的皆山书院,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
井陉县知县周尚认为当时的书院“山形陡绝,攀涉维艰,疱舍所需,绳汲不易”,不仅学子登山求学艰苦,而且书院生活所需难以及时供应,认为书院建在山野“非寒士所能堪”。鉴于此,皆山书院被迁移到县城之内,勘定院址时,设计书房30余间,讲堂3间。

研究者认为,书院选址发生变化的背后,与科举制度的强化密切相关。“八股取士”的兴起,促使书院由原来的学术交流、藏纳典籍,逐渐转移到以培养“考试人才”为主,书院体制僵化为统治工具。

在此过程中,河北各地的书院普遍从修书传道授业的场所,转变为区域性教育机构。而将书院由人烟稀少的山野,扩展到人口众多且有一定政治性的城镇,一方面能够进一步加强思想影响和约束,同时,书院教育已经与越来越多的人建立了联系,显示出教育的普及化趋势。

2

注重实学,崇尚经世致用

作为教育机构的一种,古代书院教什么?

研究者认为,自从儒学在思想界确立统治地位,四书五经显然是各种教育机构的主要教授内容。

以元代为例,其历史虽然短暂,但河北却出现了很多在全国享有盛誉的书院,如河间的毛公书院、景州的董子祠书院等。书院的名号即可显示其授业的内容,因为无论毛苌还是董仲舒,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。

虽然同倡儒学,但具体到某一座书院的授业内容和方式,则会因为时代和主持者不同而各异。

北宋时短暂出现于今安国市的张子书院,是一所以传授、讲习理学为重点的书院。这是祁州司法参军张载于1057年创建的书院。

北宋政治软弱,但学术思想却有巨大发展。从宋代勃兴的理学,代表儒学发展的新高峰,分为四个主要学派。张载是其中关学学派的主要代表,因而张子书院也就成为这一学派的主要传承地。

张载教学,谨严刻苦,他要求学生“言有教,动有法,昼有为,宵有得,息有养,瞬有存”,分秒必争,一刻也不能停止。

但那个时代,河北正是宋辽、宋金对峙的前线,或处于北方民族统治之下,书院建设出现了与全国不同步的一面。研究者查阅资料发现,数百年间,河北可查的书院只有5座。

河北书院到元代才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,其间,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引进了书院。

著名数学家李冶主持元氏中溪书院时,在该书院和封龙书院传授数学知识,开创了我国古代书院实施科技教育的先河。

而元朝重臣刘秉忠在邢台创办的紫金山书院,也体现了这一特点,学术价值偏向于实用。他对包含天文、历法等在内的象数之学予以嘉许,并躬身精研。

与此同时,河北书院还表现出了另外一种倾向,对于以治事、救世为核心内涵的实学更加重视。

新乐市的慈溪书院,由元代参政苏天爵所建,曾邀请当时的著名学者来此讲学。苏天爵的老师虞集就在讲学者之列,他所著的《道园学古录》含“书院记”15篇,对书院、学子的发展十分关注,主张学、思、辨、行相统一,学思结合,知行合一。

书院最初分官办和民办两种,民办书院学术思想多很活跃,主持者可自由传播学术思想,并可邀请名家前往讲学。

但书院的发展与科举制度的发展密不可分。随着统治阶级对思想传播的控制以及程朱理学的官方化,书院呈现出官方化趋势,更多的变成统治体系中的一环。

明代书院的讲学,往往带有政治色彩。也正因为如此,书院招致了多次禁毁。研究者发现,河北明代书院鼎盛时期曾达54所,而低潮时只剩7所。

进入清朝,书院教育大多变成科举考试的附庸,保留着明代切磋论道、开坛研讨传统的书院已寥寥无几。

但吴洪成认为,书院的官学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院,但不能因此认为其已绝对官学化。书院教学的传统依然保持了下来,延请名流讲论学术仍是一种流行的风气,漳南书院就是其中的代表。

踏上广平县南刘村的土地,一座刻有“漳南书院旧址”的石碑映入眼帘。一副对联悬挂在古旧的门上,虽经雨水冲刷,仍旧清晰可见:“宁为真白丁,不做假秀才”。

这座古书院,便是河北历史上有名的清代直隶广平府漳南书院。对联代表了书院的发展宗旨,这是一所提倡“经世致用”的书院,由清初著名实学家颜元主持兴建。

据《颜习斋先生年谱》及《漳南书院记》描述,颜元将书院规划为教育区和生活区。其中,教育区分设习讲堂、文事斋、武备斋、经史斋、艺能斋、理学斋、帖括斋,不同的学科由不同的教师授课学习,具有现代文史、理工、艺术、体育等分科雏形。生活区有左房六间“榻行宾”,右房六间“容车骑”,仓库、厨房,柴房、更衣亭、马场骑射、池塘莲亭等一应俱全,俨然一座大学。

书院的习讲堂挂有颜元的一副对联:“聊存孔绪励习行,脱去乡愿禅宗训话帖括之套;恭体天心学经济,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。”研究者认为,这表明颜元厌恶程朱空谈和八股藩篱,希冀“经邦济国”。

书院还颁布《习斋教条》约束弟子行为,包括孝父母、敬尊长、习六艺、作文等二十条目,从“知”“行”两方面对弟子作出明文规定。

漳南书院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主导下,没有走清代书院大倡程朱、谋求升官发财的道路,而是成为了清代实学书院的典范,被后世视作“现代综合性大学的雏形”。

研究者评价,虽然漳南书院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极短,但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意义重大,对后世治学思想也具有深刻影响,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。

3

家国己任,人才辈出

今年4月22日,邢台紫金山举行春祀大典,恢宏大气的背景音乐之中,邢台学院师生举行祭祀活动,重现七百年前紫金山书院习礼盛况。

紫金山书院曾与湖南岳麓书院齐名。出席活动的学者介绍,这里是我国数学、天文、历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,培养出了郭守敬等一批在我国科学文化领域颇有建树的人才。

创建者刘秉忠,以及从这里走出去的他的弟子们,对元朝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,史称“邢州学派”。

他们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协助忽必烈取得汗位,为其统一全国设定进军路线图,并致力于减少民族杀戮,还设计建造了元上都、元大都,完成了六大水利工程。

其中,最著名的莫过于郭守敬,他早年于该书院拜刘秉忠为师。出仕后,创建的“简仪”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大型赤道仪,又制定《授时历》,在天文学领域取得巨大建树。

像紫金山书院一样,培养出济济人才的河北书院还有很多,清代保定莲池书院就是其中之一。

莲池书院由直隶总督李卫创建,是当时京畿最高学府。据记载,院中高才生大量涌现,知名者有王树枬、胡景桂、贺涛、傅增湘、刘若曾、安文澜、刘登瀛、贾恩绂、韩德铭等人,其余文章显著的难以计数。

由于莲池书院名气远播,乾隆曾三次莅临书院并题匾“绪式濂溪”,御笔作诗赞扬书院才子,勉励天下学人。

书院教育对一代代文人才子的人生观、价值观的影响巨大,无论是文风笔法,还是为官操守,都会受到书院学风和教习先生的影响。

蔚县暖泉书院就培养出了大量的忠贞国士、贤良忠臣,其中,最著名的当属清朝第一“直臣”魏象枢和礼乐学家李周望。

李周望,曾任礼部尚书,清代著名礼乐学家、教育家。雍正三年著成《国学礼乐录》,集成历代礼乐制度,对清朝产生巨大影响。家乡人尊称他为“李天官”,以赞扬其在公益事业的开拓创建上付出的巨大心血。

书院,是培养人才、交流学术的圣地。从河北书院走出来的,不仅有名师硕儒、廉士名臣,更有骁骑勇将。

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滹南书院,崇尚武学与儒学的结合,具有不同于其他书院的地方特色。研究者统计,该书院共培养出可查证的进士50名,其中武进士竟占21名,还有1名武状元;同时,武举人又占举人总数的五分之四。

滹南书院对于武学的提倡,或许与当地的风土人情相关,但能培养出如此之多的武第人才,与书院教学宗旨具有重要关联。(杨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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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西南那座教育名山

连绵延伸的太行山脉,向南经过石家庄后,向东探了下头。这探出来的11公里,就是封龙山,它为河北教育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一块宝地。

最早选择在这里收徒讲学的是李躬。石家庄市一位地方文史学者研究认为,李躬本为地方上的“三老”,即掌教化之官。他和东汉光武帝刘秀关系很好,甚至可能肩负着帮助刘秀教育子女的职责,他结庐办学,即当此任。后来他升至“国三老”。

但封龙山出现书院时已是唐朝。

研究者的视野中,唐朝河北可查的书院有三所,其中之一就是位于封龙山的西谿书院,当时在此讲学的有文学家郭震以及隐士姚敬。

进入宋代,有三座创办于封龙山的书院见于史料。除山之南麓的封龙书院外,还有主峰龙首峰下的中溪书院、峰西的西溪书院。

三座书院中最著名的为封龙书院,由真定(今正定)名士李昉创办。李昉后来在宋代官拜宰相,曾主持编撰著名古代文献典籍《太平御览》《太平广记》。

而研究者视野中,中溪书院同样为李昉建立,宋代名士、平民教育家张幡叟出任山长(即院长)时,“诸人相继聚徒常百人”。

西溪书院为宋朝末年生人的张著所建。元代教育家安熙曾在此著书、讲学。他在诗中记述:“世道有升降,乾坤几消磨。谁知昔年中,师生此弦歌。我来爱佳名,策杖时经过。深寻得遗经,山径信非讹。”

虽然在史志的记载中,三所书院的发展脉络以及彼此的联系和区别已有些模糊,但可以确认,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,封龙山的确因书院而蜚声于外。正是因为这种模糊,封龙书院逐渐成为封龙山这座“古代教育基地”的代名词。

金代著名教育家、政治家、数学家李冶,也曾买田置业,重振封龙书院,聚徒讲学,名流云集,海内景望。因为李冶在数学上的建树,故封龙书院也被认为曾因数学而知名。其后继者安熙主持封龙书院时,更是盛况空前,“弟子来去,常至百人”。

除了上述名士,在封龙山著书讲学的还有北魏大学者魏质,元代著名诗人、文学家元好问等。正是这些人的到来,使得封龙山具备了风景之外的吸引力。

省国际教育交流服务中心的研究者刘宁认为,封龙书院经李昉结庐讲学,至元代大盛,而后经数学家李冶振兴,直到安熙主持之时成为元代真定路教育中心之一,在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封龙书院,原有讲堂、读书窑洞等。而今,书院原貌已经无存,仅留下了明代圣像藏室基址和梁祝读书洞以及两眼古泉。(文/杨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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